我一直覺得，副刊作為新聞紙的臉面，其風格直接影響到整張報紙的品位。副刊的風格即辦刊人之風格，正所謂“風格即人”。

在我印象里，《檢察日報》的副刊辦得是很有特色的，一如其辦刊人之風格——謹嚴而不失活潑，質樸卻蘊涵才情。

試舉例為證。

那年，中國報紙副刊研究會組織副刊同仁赴云南迪慶香格里拉采風，由我和主管其報紙及副刊的本才先生帶隊。當來自全國各地的百十位記者，鴉雀無聲地聽完藏族書記齊扎拉的即席發言后，我問本才“感覺如何？”他略一沉吟，回應道：“他把我引入了一種宗教般的秘境……”

我笑了，明白了他的所指。齊扎拉是以藏人特有的思維方式，來布局香格里拉的建設藍圖的，他把雪山草甸視為神圣，但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卻是人而不是神。

“他是個有人文情懷的領導者，能讓人自覺不自覺地跟著他，朝著預定的目標前進。”本才發自內心地贊嘆著，打開一個小本本，在上面漫無邊際地游移。我知道他系檢察官出身，處事嚴正而較真，但也不乏赤子之心，不僅善詩，而且酷愛涂鴉藝術……

翌日，我們浩浩蕩蕩，懷著一種朝圣般的虔誠，向著梅里雪山進發。盡管山路崎嶇，把大家顛得死去活來，我卻發現臉色鐵青的本才，坐在大車的一個角落里，不動聲色地翻看一本英國人寫香格里拉的書——《消失了的地平線》。想必是書中關于“理想國”的描述，令他著迷。

記得已經很晚了，我們才頂著風雪抵達目的地。在目的地的一個小小旅館里，我倆本想倒頭入睡，卻因一個閩南記者講的故事而失眠。故事就發生在梅里小鎮。說的是在一次雪崩中失蹤的登山隊員未婚妻，萬里迢迢地來到這里，遍尋戀人而不得，便傾其所有，在梅里小鎮開了個小酒吧，酒吧的門窗正對著梅里雪山，小女子一邊經營，一邊守望，祈盼對面的皚皚白雪中，能有戀人的身影出現，日復一日、年復一年……

凄美的故事令人唏噓，本才也不例外。次日一大早，他便叫上我，去尋那個酒吧。

曲曲彎彎地繞了很多路，向導才指著不遠處高地上的一處建筑，說：“那就是！”

我停住步，欲行又止，生怕碰碎了內心的某種東西，這時我聽見向導低聲咕嚕了一句：“要去，還得繞路，女主人也許不在……”本才神色堅定，執意要去一探究竟……

在梅里雪山對面高高的臺地上，我與本才再度會合。迎著我詢問的目光，他冷冷地說：“這個故事是新聞與文學的結合，能為副刊添彩卻不能參加中國新聞獎的副刊評獎。”

對他的話，我很以為然，卻又深感遺憾。

我曾將報紙副刊上的文字統稱為“新聞文學”，新聞與文學“雜交”所產生的“優勢”顯而易見，它不僅具備新聞的要素，也具備文學的美育功能，在自媒體泛濫、網絡鋪天蓋地的當下，仍為紙質媒體的眾多讀者所青睞。我以為，這是時世的需求，也是一代一代副刊人苦心呵護、辛勤耕耘的結果。

副刊需要傳承，也需要創新。本才離開《檢察日報》后，其副刊的人脈、氣脈仍在，副刊上的文章也屢屢在新聞和文學界的各項評獎中獲獎，出了不少名人。三年前熱播的電視劇《人民的名義》也是其副刊人制作策劃的；據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，一度就職于此，并為副刊寫過好些篇報告文學。我曾編發過他的《一夜風流》，乍一看題目，嚇了一跳，細看內容，才知是一篇反映部隊抗洪搶險、正能量滿滿的優秀之作。此文一如他《透明的紅蘿卜》，語言清新而華麗，有一種音樂的美。不久，王蒙先生也時不時給副刊寫稿，在我主編的副刊一組一組地發詩，短小精致、耐人尋味。

正是在這些文學大家的熱心參與下，各報的副刊才欣欣向榮，形成獨自的風格，以至于當年有一家大報改版、要停辦幾個文史哲方面的副刊時，毛澤東主席得知消息，親自出面加以挽留。此事在報界一度傳為佳話。

曾凡華：1969年開始發表作品，198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。歷任《解放軍報》文化部主任、長征出版社總編輯、線裝書局總編輯、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、中國報紙副刊研究會會長、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理事，現為中國報紙副刊研究會名譽會長、艾青文學院院長，享受國務院政府津貼。著有詩集《洞庭軍號》《遼遠的地平線》《士兵的維納斯》，散文集《月蝕》，長篇報告文學《最后一戰》《犧盟·犧盟》《藍色三環》，長篇小說《碧血黃花》等，曾獲全國1990年-1991年優秀報告文學獎、第三屆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、第十七屆中國電視金鷹獎、中宣部“五個一”工程獎、第二十一屆中國電視金鷹獎、中國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勝利之歌征文特等獎。